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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我军既要在敌后开展游击，就得得到百姓的拥护，就得提出比‘均田免赋’更吸引人的口号。这个问题不解决，我们的游击作战就是无源之水，就难以奏效。”

    这个问题一下子就指出了问题的要害，众人都不由自主地看向罗泽南，希望他拿出好的点子来。

    满清为农业社会，文官武将有了钱，最好的投资方式就是买地，再把土地出租给佃农。当时南方田租高于北方，常常达到百分之六七十。地主不用劳作，就能收取土地产出的百分之六七十。

    在当时的小农社会里，大部分投资渠道都不如买地保险，也不如买地收益高。罗泽南、李续宾等人虽然出身穷苦，出人投地之后照样回乡置田，摇身一变成为大地主。

    当时的儒家伦理，同样为这种行为提出了辩护，鼓励读书人耕读传家。湖南地处内陆，多山少地，这一现象更为明显。

    湘军军饷高，广大湘军士兵得了军饷，在战场上抢劫发财，也往往回乡置田，成为小地主。这种行为，也变相鼓励湖南人参加湘军。

    譬如，曾国藩的二弟曾国潢，一直呆在家中主持家族事务。当时，便有大量同乡向曾国潢求情，请求曾国潢从中详情，准许他们加入湘军当兵吃粮。

    因此，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，代表的是地主阶级的利益。湘军大小官兵都是地主，像彭玉麟、杨载福这种不治私产的大将，在当时的湘军中非常罕见。

    罗泽南叹道：“民智未开，老百姓可不认什么忠君报国，也不知道什么是‘以夷变夏’。粤匪给他们分土地，自然可以得到愚民的支持。

    “可维护中国传统的，掌握湖南基层政权的，却是地主乡绅。粤匪要分地主乡绅的土地给农民，自然会受到地主乡绅的极力阻挠。

    “不少地主乡绅，还籍此办起了团练，组织了武装。粤匪依靠愚民，我们就依靠地主乡绅，庶几可以破解这个难题。”

    革命军要平分地主的土地，却会给地主以补偿，实际上相当于赎买了地主的土地。因此，地主的反抗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样激烈。

    罗泽南这样说，实在是过于乐观。可杨载福也知道，依靠地主是湘军开展游击战的唯一可行之举。尽管希望渺茫，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。.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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